各国的出版社每年都会发行许多不同版本的世界地图，而在其中的大多数之上，世界都泾渭分明地分割成了两个部分平和的华夏九州同盟与混乱的“边缘地区”。

前者以地图中央的中州为核心，领土遍及四海，富庶而平静而后者挤在地图的边缘地带中，由于投影法的缘故版图都扭曲了，内部各国纷争不断，战乱几乎一时不停歇。

这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的形成，是有着漫长的历史的。

二百年前，东海商社自故土跨越大海，在当时被蒙古控制的山东登陆，此后的几十年内不断发展、挑动中原局势，最终重建华夏，完成一统，又不断将势力范围向全球扩张出去。

也是从这一历史时期开始，整个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。在此之前，地球上的各文明各国度各民族受地理环境限制，相对独立，生产以农业为主，只通过有限的商业相互交流而在此之后，全世界通过新兴的舰船、铁路和电信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，各项技术不断扩散，各国在生产进步、人口迅速增长的同时，战争也越发频发、越发残酷。

因此，现代历史学家追根溯源，将东海商社崭露头角的共和2100年定为世界历史的分野之年，在此之前是古代，而此后便是新世代了。

这一全新的世代，又可前后大致分为四个时期：

从2100年至2169年间，从东海商社的兴起到华夏国的建立，整个华夏在国公会的带领下锐意进取、不断扩张。在国内，科技不断发展，铁路和教育广泛铺展开来在国外，华夏人在天涯洲和彼岸洲两片新大陆建立了新家园，对亚非欧印等旧世界施加了巨大的影响。这是一个荣耀的黄金时代，国力蒸蒸日上，人心昂扬，令人怀念，因此被华夏历史学家称作“大征服时代”。

而自2170年之后，事情开始起了变化。华夏几乎征服了世界上所有适宜生活的地区，进取的动力大不如前，内部矛盾开始显现。

第一代国公已经全部逝去，第二代国公也大多垂垂老矣，他们和他们的亲戚子嗣们形成了庞大的利益集团，牢牢占据了权力中枢和大部分利润丰厚的产业。然而人心总是不足的，即便已经如此强大，他们仍然渴求更多，在向外扩张受阻的情况下，他们便开始争权夺利、相互倾轧，给祖宗的荣耀蒙尘。

与此同时，治下民众的心态也发生了转变。诸如企业家、商人等富裕阶层原本与国共荣，在缴纳税金的同时也随着国家的扩张而获得更大的市场。然而现在市场发展停滞，内部竞争逐渐激烈，同时税负却越加越重，引发了他们的不满。而工人农民的平民阶层的状况更糟，随着民族主义热情的退却，他们开始更关心身边的生活，认识到头顶上残酷的剥削和压迫才是让他们喘不过气的原因，而不是从未谋面的“敌人”，怨气越攒越多。

最终，矛盾无可避免地爆发，整个华夏疆域内乱四起。一开始是国公们公然分成数派，相互攻讦，然后各地出现了民众的小规模抗议，而国公们没有意识到它的严重性，反而当成工具用于攻击政敌，导致愈演愈烈，最后竟然爆发了大规模的骚乱。国公会试图调兵镇压，但一方面内部掣肘，另一方面新思想也传播到了军队中，指挥不畅，最终一系列事件发酵到极点，演化成了不可收拾的局面。

旧体制的权威被严重损害，统治秩序几近崩塌，海外地区纷纷自立，甚至有的地方还爆发了战乱。原本被压制的其它文明也得到了喘息之机，迅速从华夏吸引资金和技术发展起来。

华夏在大征服时代的荣耀荡然无存，世界上群雄并起，征战也日益惨烈。因此，这一历史时期被后世称作“大动荡时代”。

大动荡时代持续了差不多五十年，混乱由小变大，一度席卷半个地球，甚至爆发了多场内战，给华夏和世界人民带去了惨痛的灾难。也是因此，合久必分分久必合，人们受够了乱象，重新渴望起了安定，英雄应运而生。

2218年，华夏本土广受关注的政治新星朱元璋当选为新一任尚书省宰相。

此人平民出身，少年时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崂山学宫，毕业后先是在媒体界工作，又考入尚书省，因动荡环境下出色的工作能力受到赏识，平步青云。

身登高位后，他一方面在国公会各派系中合纵连横，争取他们的支持，然后借国公会权威对已经堕落的行政系统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，清除蠹虫，恢复混乱的治安和破败的基础设施，在教育领域重新塑造华夏认同，又推出了一系列惠及民生的政策争取人心。

另一方面，施政小有所成后，他又借助民意反过来对国公会施压，争取将一批权力下放到三省之中，并且整顿军队、统一军权、重铸军魂，力图从上而下结束动荡的局势。

这一系列改革受到了既得利益者的抵制，但此时通信技术和媒体业已经相当发达，民众可以通过书报电信广播充分交流，民心思变的大势已经不可抵挡，改革还是不断进行了下去。最终，国公会与中书省、尚书省、门下省和枢密院的体制结构没有变动，但国公与民众的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，国公们变得低调自律了许多，而民众的政治参与度大幅提高，不满情绪反而大幅缓解，整体稳定了许多。

华夏本土的秩序首先恢复过来，而此时本土已经有超过三亿的人口，比海外领加起来还多几倍，形成了绝对压制。接下来的事情就顺理成章了，本土一方面出兵狠厉打击海外的叛乱势力，另一方面却施以怀柔手段，在回收军权的同时增加海外地区的财务和行政自主权，将他们重新拉回华夏怀抱。

这一系列行动旷日持久，有时轰轰烈烈，有时却和风细雨，由朱元璋发起，持续数任宰相才彻底完成。

2254年，华夏本土和海外领的代表齐聚洛阳，签订了华夏九州同盟宣言，又经国公会批准正式实施。这份宣言将国公会统治下的本土和海外疆域划分为中州、北溟州、安西州、太和州、洋州、海角州、天涯州、赤道州、彼岸州九州，各州距离遥远，地方情况千差万别，不能一概而论，因此具有一定的施政自主权，但军权收归入统一的九州军之中，由尚书省兵部负责军政管理，枢密院负责指挥调度。这九州再加上河中国、元国、澳宋等汉文化的藩国，结成统一的同盟，受九州军保护，内部和平交流发展，民生水平不断提升，也奠定了当今一半世界的格局，一直延续至今。

接下来的2255年是新一个甲子年，按惯例是每三十年更换年号的一年，新的年号便定为“鼎和”，意味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，而此前这段重铸秩序的时代，后来便被称作“大回归时代”。

注：历届年号分别为：华夏、振武、景平、复兴、鼎和、安宁，现在的2294年是安宁十年

鼎和年代之后，世界局势又有了新的特征。

华夏九州同盟恢复了自己的秩序，华夏人的生活重归正轨，对外界事务变得漠不关心。然而同盟之外，另一半世界仍然混乱着。

这一半世界的现状同样与华夏人脱不开干系。

在华夏崛起之前，世界各国全都可以用一个“散”来形容：由于生产方式和技术的限制，各文明的基层都分散成一个个小块由大小领主统治，互不相服，只名义上听从领袖的统治。

这样一盘散沙的局面让它们对华夏毫无威胁，但也没什么好处。华夏商品想销售进去，不知道得经过多少重关卡，销路难以打开各海外公司想施加点政治影响力，很多时候都难以找到说话有用的人，得自己一点点建立人脉，往往换了个人就办不了事了。

因此，在利益的驱动下，华夏逐渐扶持当地实力派，将无数小国捏合为一个个中等规模的国家，方便办事，也不怕养大了造反。

但是，进入大动荡时代之后，华夏自顾不暇，这些中等国家便如同脱缰野马一般发展起来。

细分一下的话，华盟之外的边缘地带又可分为几个特点分明的区域。

一，东地中海地区。

这一地区也就是地理意义上的亚欧非三洲交界区，存在罗马帝国和突厥汗国两个工业化超级强国，以及埃及、没翼、圣地国等几个中等国家。

大征服时代，华夏海陆并进向西开拓，而东地中海地区是他们首先发挥影响力的地区之一，当地在向华夏输送了大量资源和利益的同时，也首先受益于新技术和新思维的扩散发展起来。

其中，首先受益的是古老而重获新生的罗马帝国。当时华夏国忙于建设太和省，需要从外界获取大量物资，从本土万里迢迢运过去显然不现实，黑海另一侧的罗马国就成了最好的来源。罗马人不但因此赚到了不少钱，还承接了一些原始工业的转移，采购了一些先进军事设备，在各国之中获得了先发优势。

凭借这个优势，罗马成功打破了被四面敌人死死压制的僵局，反过来开疆拓土。最盛之时，罗马控制了大半个巴尔干半岛和小亚细亚半岛，势力范围直达北非，几乎恢复当年祖宗风采了。

然而好景不长，随着第一代国公和前几任罗马皇帝的逝去，过去的友谊不免松动，而这么大一个帝国的潜在威胁又浮现出来。因此，华夏礼部便在罗马周围搞起了小动作，扶持其它国家给它添堵。

其中，最为成功的，就是当时聚居在小亚细亚半岛东部和南高加索地区的突厥人。

突厥人本已有相当程度的文明，在米哈伊尔八世死后甚至一度试图反抗罗马，但在罗马人新购置的先进武器面前败下阵来，重新成为帝国的一员。后来他们设法搭上了华夏的关系，翻找历史书攀附起了唐朝时的“旧情”，还真因此获得了一定的扶持，逐渐壮大，成为了罗马东疆的一大威胁。

突厥汗国之所以自称“第三汗国”，便是把当初盘踞于唐朝北方的突厥势力称作第一汗国，西迁后建立的塞尔柱称作第二汗国，如今第三次兴起，便是第三汗国了。

相比罗马，突厥人有一个很大的优势，那就是继承残酷，连续出了好几代英主。他们励精图治，积极汉化向华夏学习，带头在公众场合着汉服、倡导移风易俗。虽然受技术管制限制，他们没法获得最新的工业和军事设备，但却在几十年里成功建立了一套现代教育和军事体系，培养了大量基层人才。

后来，大动荡时代到来后，这些前人打下的基础给突厥人带去了巨大的优势。各国争相从华夏聘请人才、引入技术，但唯有拥有完整体系和足够人才的突厥汗国才能充分消化。因此，他们的发展速度一骑绝尘，最终成了边缘地带首先进入工业时代的国家，然后以小欺大，逐渐蚕食罗马帝国的土地。

东地中海局势一直到大回归时代才重新平衡起来，彼时罗马帝国内部受从华夏传来的新思潮影响爆发了政变，新皇帝在革新派的支持下登基，然后革除旧弊重整国政，让国力恢复过来，止住了突厥侵略的趋势。

这段时间里，罗马和突厥两国都奈何不了彼此，反倒和平起来，各自调转矛头向外部求取利益。突厥汗国在东方攻城略地，而罗马帝国向海上发展，甚至在蛮荒的彼岸洲东部建立了殖民地。

而平衡在近几十年来再度被打破，两国的外部扩张达到极限，而内部的矛盾显现，统治者为了掩盖矛盾煽动起了民族主义狂潮，互相视对方为死仇，最终果不其然爆发了战争。